盡管從根本上說，沒有女性的解放，就沒有完整意義上的人類的解放；沒有女性選擇權力的給予及選擇的自由，就沒有真正道德意義上的人的自由；沒有婦女普遍的文明程度的提升，就沒有人文意義上的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的提升。但是，對男女平等問題的研究，不僅是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同時還有經濟視角的解說。經濟的發展不僅從生產方式的改變中逐漸為女性提供與男性平等的機會，同時也為女性獲得自由和選擇的權利提供了物質基礎。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待兩性，男人和女人共同構成了社會生產力的源泉。不僅如此，甚至還可以說，人類社會最初的勞動分工，并不是基于深刻的理性的思考——分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力，而是直接基于構成社會生產力的男人與女人的天然的生理屬性的差別。比如，女人的生理屬性使她們先天就具有從事采集、紡織等細致而較輕體力付出的勞動，而男人的生理屬性則使他們先天就具有去承擔更加繁重的體力勞動的生理優勢。縱觀人類社會發展演進的過程，也正是在尊重并充分使用這一自然差別的基礎，沿著一條低成本的“自然分工”的軌道發展著的。

　　從歷史上看，更加適合于從事采集業的生理屬性，使女性在遠古時代締造了“母系氏族”的神話。當女性成為人類生存和發展中的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時，女性本身作為女人的地位，會隨著女性作為生產要素的地位的提升而一同提升。然而農業社會不僅把男人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也將女人牢牢地鎖閉在家中（排除特殊的文化習俗）。在低下的生產力水平下，繁重的農業勞動，使女人似乎始終處于弱勢。女人作為女人的特點，也就必然成為女人作為生產要素的弱點。當女人在社會主要生產要素的演變、交替中失去了優勢時，女人作為“自然人”（即為人妻，做人母）的職能就幾乎成了女人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職能。盡管女人在自然人職能中為社會再生著重要的生產要素——勞動力，而女人本身卻被視為消費者。在農業社會，人對自然的依賴性，表現為女人對男人的幾乎是完全的依附性。因此，越是以傳統農業為主的國家，越是農業勞動生產力低下的國度，女人作為生產要素越處于劣勢地位，女人的社會地位也就越低。

　　工業社會與農業社會一樣，同樣是一個以男人為主的社會。盡管工業文明已遠邁農業文明，但在工業文明中，尤其是早期工業文明中，女人作為生產要素，其自然的生理屬性依然構成其先天的弱勢。可以說生產活動對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的自然生理屬性的要求，即性別的要求越模糊，比如，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能夠熟練地掌握電腦或現代儀器，從經濟學意義上說，男女的社會地位就越有機會平等。換一句話說，人類的勞動過程越是知識化、智能化、自動化，女性作為生產要素與男性的生產要素的稟賦就越接近，女性作為生產要素的“先天弱勢”就有可能會逐漸消失。

　　現代文明社會應該是一個平等地給予每一個個體充分選擇權利的社會。當女性作為生產要素的“先天弱勢”給女人帶來嚴重的身心傷害和沉重的社會惡果時，婦女解放就無疑具有政治意義和進步意義。而單純地走出家門，則是婦女尋求自身解放的一種極端的，然而在相當時期又是必要的斗爭方式。如果撇開政治、文化、習俗等因素，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社會的女性是否走出家門，以及將以怎樣的方式參與社會，在相當程度上是由社會發展的成本—收益的比較決定的。尤其對一個由男女不平等進入到男女機會平等的高度文明的社會而言更是如此。正如婚姻的自由不僅包括結婚自由，還必然包括離婚自由一樣，我以為，真正意義上的男女平等，不是簡單的所有女人都走出家門，而是男人也能順理成章的留在家中；更不是單純意義上的男女同工同酬，而是男女機會平等的可能性的平等的獲得與擁有，競爭起點的平等。

　　女性作為生產要素，她構成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女性不僅締造生命，而且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女性不僅是勞動要素本身，而且還是能夠培養、提升生產要素素質的“先天”要素。從這個意義上說，女人不僅在增值著自我，也在增值著社會。由于女人是自然人與社會人的統一體，因此，女性自身素質的提高，同時也是社會生產要素“質”的提高的表現。或許可以這樣說，衡量一個國家或政府的道德水平，看其對待教育的態度，而衡量一個國家或政府的文明程度，看其對婦女兒童的態度及其關懷程度。

　　如果說人類自身的解放必然包括婦女的解放，那么一個民族素質的提升也必然蘊含著女性自身素質的提升。女性素質的提升不僅體現社會的文明與道德，同時又在相當程度決定社會的文明程度與道德水平。女性主體意識的形成，是其素質與素養的提升的體現。女性主體意識既包括獨立意識、自主精神、參與社會的程度與能力、維護自身權利的意識、勇氣和相關的知識具有，同時還包括現代意識、良好理念和時代精神的確立與擁有。

　　一方面，女性文化素養越高，自身走向社會的成本越低，而留在家中的機會成本則越高。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女性素養的提高還會出現個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個人成本大于社會成本的情況。同時，社會越開明，女性素養越高，女性自由選擇的權力就越大，選擇的“菜單”就越長，許多與感情、閑情和尊嚴相關的消費將會進入女性消費的領域。女人在完成“自然人”和“社會人”的同一時就越少有社會輿論的壓力，就越能夠輕松、愉悅并卓有成就地走向社會。另一方面，女性素質的提高，還會降低社會走向文明的成本，從而加快社會文明的步伐。這一“功勞”的體現，就是家庭教育的完善。良好的家庭教育會使社會節約意識形態的形成和人的綜合素質培養的“影子”成本，女性也在完成家庭教育的同時，為社會培養了具有較高素養的勞動力，從而降低了社會教育成本。勞動力素質的提升，不僅是人力資本價值的提升，而且必將帶來社會經濟效益的提升和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作者系深圳大學黨委副書記，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