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女研究會召開專家座談會
發布時間：2014-02-07
來源：
深圳市婦女聯合會
作者：
目前，各級各類教育中的性別結構趨于平衡，在校女大學生和女研究生比例已分別達到51.4%和49.0%，女大學生、研究生與男性一樣受到良好教育，同樣心懷夢想，同樣希望人生出彩，夢想成真。然而，在現實中女大學生常常難以獲得與男性平等的就業機會。在目前的各類招聘中，直接而明確地拒絕女生的用人單位仍然存在，間接而含糊地拒絕女性的用人單位更多。在這些現象的背后，是社會中存在的諸多不利于女性發展的輿論：一些人認為女性“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個別高校教師也將女性的價值定位于容貌和婚姻，說什么女生第一節課可以請假去化妝；有的大學教授在博士生面試時，無視女生學習和研究能力，公開勸說女生先去找對象結婚，再考慮讀博士，并聲稱這是關心學生。日前，某省政協會議分組討論時，甚至有委員說：“女博士在上大學時不找對象，是很大一件事。他打比方：女孩子是一個產品，賣了二十幾年，還沒把自己賣出去。從戀愛角度講，讀博士不是個增值的事，是貶值的事。”此言論一出，引起很多婦女組織、女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生以及具有性別平等意識的網友強烈反對。同時，也有一些人不以為然，甚至認為有道理。于是，究竟如何看待女性的價值、如何看待女性受教育的意義、我們的社會究竟應該如何關愛女性等問題成為公眾熱議的話題。
針對這些問題，中國婦女研究會于1月22日召開專家座談會，呼吁社會各界凝聚共識，營造有利于婦女發展的良好社會環境。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中國婦女研究會秘書長、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所長譚琳主持座談會，來自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北京大學、中華女子學院、汕頭大學、“婦女傳媒監測網絡”等機構和組織的專家學者參加會議。與會專家針對上述社會現象和社會輿論進行討論，并就宣傳倡導性別平等的價值理念、教育工作者的性別意識和社會責任、參政議政過程中的性別意識和社會責任以及有利于女性發展的社會政策等提出對策建議。
男女平等基本國策教育亟須加強
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丁娟研究員認為，或許這位委員關心女博士的婚姻家庭生活的初衷是好的，出于好意，但是他的立場和價值觀很有問題。實際上，他是站在大男子主義立場，將女性比做出賣的產品，將女博士的價值“升”或“貶”直接與婚姻相聯系。實際上，對于一個沒有偏見的經濟學家來說，應該很清楚，無論對女性還是男性，受教育應該與人力資本積累相聯系。
與會者認為，忽視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的價值，片面強調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角色的觀點在社會中仍有市場。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佟新曾做過調查研究，發現很多女大學生在是否選擇讀碩士、博士時常會聽到男老師勸說：“做什么學問啊，女人嫁人就好了。”這種勸說看似關心，其實挫傷了她們學術追求的積極性。“大學教師中男性居多，女大學生作為受教育者，在這樣的言論環境下，常常會受到影響，懷疑自己的學術能力，以至于阻礙自己在學術上的發展。”佟新頗為憂心地說。她建議，要面向高校教師宣傳男女平等基本國策，這對于營造有利于女大學生發展的校園環境至關重要。
支持女性就業的社會政策有待完善
與會者認為，如何看待“女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很重要，應該從完善社會政策，特別是發展型家庭政策入手。女大學生就業難，并非難在女性要結婚生育，而是難在支持職業婦女發展的生育保險、托幼服務等相關社會政策和社會服務仍不到位，倡導夫妻共擔家庭責任、共享家庭幸福的輿論也沒有形成。
“女大學生就業難的根本癥結在于我國缺乏完善的家庭政策，對女性的社會貢獻、生育的社會價值、社會對生育應承擔的責任認識不夠。”張李璽說，希望政府能制定更多有利于女性發展的社會政策。汕頭大學婦女研究中心的馮媛積極呼應這個建議：“女博士人力價值的貶值并非因為女性讀書多，而是因為具有社會性別視角的社會政策缺失，造成人力資本浪費。”在她看來，目前我國的家庭政策、社會政策、就業措施普遍缺乏性別平等視角。
與會專家認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勢下，應加快完善促進婦女發展的社會政策，進一步完善生育保險條例，提高統籌層次，國家加大落實和完善有關生育保障的政策措施。媒體不應夸大女性生育對自身發展和企業帶來的影響，積極引導用人單位以人為本地制定人力資源管理政策，考慮到員工作為一個“人”的需求，應當包括對家庭的責任和擔當。
參政議政過程應體現性別平等意識和社會責任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政治，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新形勢下推進協商民主進行了全面的部署，將促進各族各界廣泛參與公共事務和決策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內容。
與會專家認為，針對某政協委員在討論時發出的歧視性言論，一些婦女組織積極行動，公開辯論，本身就是關心和參與協商民主的體現。佟新高興地看到，很多女博士對此言論第一時間做出了回應，從女性參與公共空間的角度講是一件好事。婦女傳媒監測網絡項目負責人呂頻認為，“觀點的辯論過程非常重要，公開對話可以使觀點越辯越明，是一個相互改變的機會，也是公眾教育的機會。”
同時，專家建議應對各級政協委員進行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宣傳培訓。人民政協是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政協委員肩負著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使命。在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姜秀花研究員看來，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有責任引導社會主義價值觀，包括男女平等價值觀。她建議設置糾偏機制，及時糾正政協委員的不當言論。丁娟也認為：政協委員發表意見和建議時不能違背憲法原則，應該有起碼的性別平等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公眾人物應有歧視禁語。
“應組織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開展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社會性別意識的培訓。”馮媛認為，對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培訓不應僅停留在這句話上，更應包括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在不同領域的具體體現，比如在如何正確認識女博士價值、如何促使女大學生平等就業等問題上，都要貫徹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呂頻談到，應以某種形式建議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參政議政的過程中，增強性別平等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以免出現違反性別平等原則的言論。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杜潔研究員分享了中國婦女參政項目的活動之一，正是編寫面向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工作手冊，旨在提升其參政議政中的性別平等意識。她表示，將吸收專家們的建議，研究如何很好地介紹相關的理念和方法，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履職中促進婦女發展和性別平等提供參考。
大眾傳媒應該增強性別平等意識 本來只是某些場合的言論，經媒體放大，就可能產生難以預料的社會影響。一些專家指出，大眾傳媒對女博士婚姻問題的過度渲染和夸大，已經產生了十分不利的社會影響。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佟新舉了身邊的實例，說明女博士結婚難現象雖然存在，但是并沒有像媒體渲染的那樣恐怖：“我自己帶過6個女博士，5個結婚，4個有孩子，工作生活都很幸福。”她認為近一個時期社會上對女大學生特別是女博士有很多狹隘的偏見，一些教師中也存在著類似的看法，令人擔憂。因為現在高校中女學生約占學生總數的一半，如果老師傳播這樣的意識和觀念，會對女學生的成長產生極其負面影響。“在婚戀問題上，依舊存在性別方面的陳規定型。”馮媛認為，男性在尋找配偶時潛意識希望對方仰視、依附于自己，對高學歷優秀女性心存恐懼，女性自身也常常希望配偶比自己優秀。這一落后陳規需要改變。專家們認為，大眾傳媒在傳播不利于女性發展的言論、復制傳統性別觀念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媒體工作者應該增強性別平等意識。
最后，譚琳指出，男女平等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題中應有之義。在全社會樹立男女平等理念，宣傳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需要團結社會各界，不斷凝聚男女平等共識，為包括女博士生在內的所有女性獲得平等發展機會營造社會輿論環境。
針對這些問題，中國婦女研究會于1月22日召開專家座談會，呼吁社會各界凝聚共識，營造有利于婦女發展的良好社會環境。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中國婦女研究會秘書長、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所長譚琳主持座談會，來自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北京大學、中華女子學院、汕頭大學、“婦女傳媒監測網絡”等機構和組織的專家學者參加會議。與會專家針對上述社會現象和社會輿論進行討論，并就宣傳倡導性別平等的價值理念、教育工作者的性別意識和社會責任、參政議政過程中的性別意識和社會責任以及有利于女性發展的社會政策等提出對策建議。
男女平等基本國策教育亟須加強
中華女子學院校長張李璽教授談到，原來以為男女平等基本國策講了這么多年了，應該大家都知道，只是貫徹落實的問題了。現在看來，的確還有許多人不知道，不理解。男女平等是我國的憲法原則，新中國成立60多年了，國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可是，一些人的思想觀念卻停留在過去，甚至回到了新中國成立前，這不得不令人深思。她建議有針對性地加強男女平等基本國策教育。
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丁娟研究員認為，或許這位委員關心女博士的婚姻家庭生活的初衷是好的，出于好意，但是他的立場和價值觀很有問題。實際上，他是站在大男子主義立場，將女性比做出賣的產品，將女博士的價值“升”或“貶”直接與婚姻相聯系。實際上，對于一個沒有偏見的經濟學家來說，應該很清楚，無論對女性還是男性，受教育應該與人力資本積累相聯系。
與會者認為，忽視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的價值，片面強調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角色的觀點在社會中仍有市場。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佟新曾做過調查研究，發現很多女大學生在是否選擇讀碩士、博士時常會聽到男老師勸說：“做什么學問啊，女人嫁人就好了。”這種勸說看似關心，其實挫傷了她們學術追求的積極性。“大學教師中男性居多，女大學生作為受教育者，在這樣的言論環境下，常常會受到影響，懷疑自己的學術能力，以至于阻礙自己在學術上的發展。”佟新頗為憂心地說。她建議，要面向高校教師宣傳男女平等基本國策，這對于營造有利于女大學生發展的校園環境至關重要。
支持女性就業的社會政策有待完善
與會者認為，如何看待“女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很重要，應該從完善社會政策，特別是發展型家庭政策入手。女大學生就業難，并非難在女性要結婚生育，而是難在支持職業婦女發展的生育保險、托幼服務等相關社會政策和社會服務仍不到位，倡導夫妻共擔家庭責任、共享家庭幸福的輿論也沒有形成。
“女大學生就業難的根本癥結在于我國缺乏完善的家庭政策，對女性的社會貢獻、生育的社會價值、社會對生育應承擔的責任認識不夠。”張李璽說，希望政府能制定更多有利于女性發展的社會政策。汕頭大學婦女研究中心的馮媛積極呼應這個建議：“女博士人力價值的貶值并非因為女性讀書多，而是因為具有社會性別視角的社會政策缺失，造成人力資本浪費。”在她看來，目前我國的家庭政策、社會政策、就業措施普遍缺乏性別平等視角。
與會專家認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勢下，應加快完善促進婦女發展的社會政策，進一步完善生育保險條例，提高統籌層次，國家加大落實和完善有關生育保障的政策措施。媒體不應夸大女性生育對自身發展和企業帶來的影響，積極引導用人單位以人為本地制定人力資源管理政策，考慮到員工作為一個“人”的需求，應當包括對家庭的責任和擔當。
參政議政過程應體現性別平等意識和社會責任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政治，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新形勢下推進協商民主進行了全面的部署，將促進各族各界廣泛參與公共事務和決策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內容。
與會專家認為，針對某政協委員在討論時發出的歧視性言論，一些婦女組織積極行動，公開辯論，本身就是關心和參與協商民主的體現。佟新高興地看到，很多女博士對此言論第一時間做出了回應，從女性參與公共空間的角度講是一件好事。婦女傳媒監測網絡項目負責人呂頻認為，“觀點的辯論過程非常重要，公開對話可以使觀點越辯越明，是一個相互改變的機會，也是公眾教育的機會。”
同時，專家建議應對各級政協委員進行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宣傳培訓。人民政協是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政協委員肩負著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使命。在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姜秀花研究員看來，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有責任引導社會主義價值觀，包括男女平等價值觀。她建議設置糾偏機制，及時糾正政協委員的不當言論。丁娟也認為：政協委員發表意見和建議時不能違背憲法原則，應該有起碼的性別平等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公眾人物應有歧視禁語。
“應組織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開展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社會性別意識的培訓。”馮媛認為，對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培訓不應僅停留在這句話上，更應包括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在不同領域的具體體現，比如在如何正確認識女博士價值、如何促使女大學生平等就業等問題上，都要貫徹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呂頻談到，應以某種形式建議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參政議政的過程中，增強性別平等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以免出現違反性別平等原則的言論。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杜潔研究員分享了中國婦女參政項目的活動之一，正是編寫面向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工作手冊，旨在提升其參政議政中的性別平等意識。她表示，將吸收專家們的建議，研究如何很好地介紹相關的理念和方法，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履職中促進婦女發展和性別平等提供參考。
大眾傳媒應該增強性別平等意識 本來只是某些場合的言論，經媒體放大，就可能產生難以預料的社會影響。一些專家指出，大眾傳媒對女博士婚姻問題的過度渲染和夸大，已經產生了十分不利的社會影響。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佟新舉了身邊的實例，說明女博士結婚難現象雖然存在，但是并沒有像媒體渲染的那樣恐怖：“我自己帶過6個女博士，5個結婚，4個有孩子，工作生活都很幸福。”她認為近一個時期社會上對女大學生特別是女博士有很多狹隘的偏見，一些教師中也存在著類似的看法，令人擔憂。因為現在高校中女學生約占學生總數的一半，如果老師傳播這樣的意識和觀念，會對女學生的成長產生極其負面影響。“在婚戀問題上，依舊存在性別方面的陳規定型。”馮媛認為，男性在尋找配偶時潛意識希望對方仰視、依附于自己，對高學歷優秀女性心存恐懼，女性自身也常常希望配偶比自己優秀。這一落后陳規需要改變。專家們認為，大眾傳媒在傳播不利于女性發展的言論、復制傳統性別觀念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媒體工作者應該增強性別平等意識。
最后，譚琳指出，男女平等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題中應有之義。在全社會樹立男女平等理念，宣傳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需要團結社會各界，不斷凝聚男女平等共識，為包括女博士生在內的所有女性獲得平等發展機會營造社會輿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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