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8日，《深圳經濟特區性別平等促進條例》經市人大常委會五屆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成為中國大陸第一部性別平等的地方性法規，開創了性別平等立法的先河，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關注。7月19日下午，由深圳市社科聯、市婦聯聯合主辦，深圳特區報社協辦、市婦女發展研究會承辦的《性別平等與公共政策》學術沙龍在市社科院舉行。來自我市有關部門和社科領域的專家學者等出席了沙龍活動。沙龍由市婦聯副主席、市婦女發展研究會會長蔡巧玉主持，與會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各自對《深圳經濟特區性別平等促進條例》（下簡稱《條例》）出臺的解讀，試圖從公共政策的制定與推進性別平等進程的關系和具體做法上，深入探討平等條例對深圳政治、法治、社會以及文明進步發展的作用，進一步增強人們的性別意識和平等觀念。

　　蔡立（深圳市婦聯主席、市婦兒工委副主任） 

　　《深圳經濟特區性別平等促進條例》匯聚著社會各方的關注、支持和眾多專家學者的智慧、心血，它的制訂和出臺有著深刻的國際、國內和深圳自身發展的背景。當今國際社會已將性別平等納入了決策主流，達成了共識。到目前為止，45個國家和地區頒布了性別平等的法律法規。有100多個國家設立了性別平等的工作機構，作為政府的一項職能。我國1952年就將男女平等寫入了憲法，1995年江澤民同志代表中國政府向世界承諾，把男女平等作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國策。

　　婦聯是黨領導下的群團組織，也是一個性別組織，它發揮著黨聯系廣大婦女的橋梁紐帶作用，以維護婦女合法權益、促進男女平等為主要職責。在工作中，我們深切地感覺到，將社會性別納入法律和公共政策是根本和關鍵，為此，從2009年開始市婦聯就啟動了性別平等促進條例的立法工作，目的是充分利用深圳的地方立法權，力求在性別平等立法上走在全國前面。經過市人大一審、二審、三審，也經歷了一些激烈討論和爭議，性別平等促進條例最終順利出臺。條例在概念明晰、機構設立和制度安排，包括性別預算、性別統計、公共政策的性別分析、對家庭暴力的干預等，有許多突破。

　　以人為本、和諧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說到底就是以男人和女人為本的社會，就是以男女兩性平等、進步、和諧發展的社會。性別平等促進條例作為一個法規，不僅有強制作用，還有指引和教育作用，我們旨在通過立法，讓兩性平等和諧的理念不斷地深入人心，讓性別平等、社會進步的理念作為一個社會追求的主流價值不斷被人們所接受。

　　黃發玉（深圳市社科院副院長） 

　　《條例》通過，對于深圳意味著什么？一是深圳作為一個經濟特區，在促進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方面，再次發揮“排頭兵”的作用；二是深圳在向現代化國際化先進城市邁進了一步；三是深圳的社會文明程度更進了一步。

　　《條例》的頒布對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不能把所謂“性別平等”解讀成為就是對婦女平等，性別平等包括對兩性都要平等，這里所涉及的公共政策的覆蓋面相當廣，不僅僅是對婦女，而且也包括男性，實際上涉及每個社會成員，涉及社會的諸多領域。從社會運作部門即從橫向角度來說，條例涉及勞動就業、社會保障、衛生保健、文化教育、規劃建設、民政福利、組織人事、婚姻家庭，以及媒體宣傳等等；從縱向角度來說，涉及從規劃、預算到統計等不同階段。因此，這個條例可以說能從一個側面推動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

　　什么是平等？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有亞里士多德所說的絕對平等和相對平等。有丹尼爾·貝爾的說的“三個層次的平等”。男女性別平等，有形式上的平等和實質上的平等問題。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曾說過：“同類事物用同一標準，不同類型事物用不同標準，那才叫平等”。 我們的平等就是建立在男女差異基礎之上的平等，那么社會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就需要有一種社會性別的意識，在制定政策時應該充分考慮到這種差異，使兩性能享有資源平等、機會平等、人的尊嚴的平等和人的價值的平等。

　　促進性別平等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它還涉及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習慣。因此，條例的實施，要沖破很多阻力，很多東西值得我們深入地思考和研究，有關政策的制定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陶林（深圳市計劃生育協會常務副會長） 

　　出臺這樣的《條例》，無論從性學研究還是從男女平等的角度來講都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這是一個很大的社會進步。這個法規超越了女性范疇，包含了男女兩性。我覺得超越性別才能解決女性的問題，比如家庭暴力，要把施暴者加入進來研究，才能把問題解決。

　　在社會性別研究問題上，深圳只有做到法制領先、政策領先才算領先。現在立了法，代表我們研究性別問題付諸了實踐。提倡性別平等，但真正的平等是社會性別角色平等。其實男性和女性還是有差異，沒有對錯，各有所長。現在的立法能夠讓男女發揮各自的長處，這是尊重婦女。從人口角度，由于我們社會觀念和客觀事實的重男輕女，導致很多家庭選擇性地生男孩，不想生女孩，性別比例的失調將導致社會的不安定。性騷擾的問題也需要格外關注，受到性騷擾和性侵害的人，當事人可以向有關部門申訴，也可以協調或者依法向法院提出訴訟，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我覺得平等立法非常有利于社會的安定團結和社會和諧，有利于更多的家庭和睦，不僅是針對女性，男性也是如此。

　　秦曉南（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勞動處原處長） 

　　兩性平等的和諧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動領域中女性就業、勞動報酬、職業升遷不平等問題已成為全社會廣泛關注的焦點，而就業平等權又是勞動領域中的首要問題。雖然多年來，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出臺了相應的法律，但在現實中女性就業歧視問題依然普遍存在。

　　《條例》的頒布，不僅創設了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同時為確保法規落實，還創設了相配套的工作機構、目標策略、經費預算、狀況評估、年度公告的工作體系，填補了我國反性別歧視處理機制的空白。當然，一部好的法規、好的制度能否落到實處，一定要考慮和其他法律法規及一些相關部門銜接。比如，第十六條關于招聘制度，我認為法條與現實是有一定差距的，建議要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密切配合，將就業歧視條款納入監督監察之中，使《條例》落到實處。同時廣泛開展《條例》的宣傳活動，重點宣傳性別平等理念、立法目的、具體條款，讓保障男女兩性享有同等機會、獲得同等資源、得到同等發展的理念深入人心。

　　張和平（深圳市社科院性別文化研究中心原主任） 

　　《條例》是一個超越，因為不再僅是婦女權益保護而是性別平等促進，這也體現了婦聯工作的提升。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社會評價一個國家的發展是不是具有可持續性，其中有一個評價指標：看該國的社會公共政策是否體現性別平等？如果國家具體的公共政策不具備性別意識，沒有體現性別平等，那么這個國家可能會被評價為不具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或者評價會降低。社會公共政策的涉及面很廣，各方面的公共政策都要體現性別平等才具有可持續發展。

　　《條例》通過不是目的，目的是在實施和實施后要達到的社會效果。回顧“男女平等”作為基本國策十多年，相關政策制定了不少，男女平等也有了很多進步，但是事實上的不平等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有的還比較嚴重，追尋原因，關鍵在于男女平等“國策”沒有在社會公共政策中體現，而承擔著制定公共政策的公職人員性別意識還比較缺乏。而“國策”缺失了社會公共政策的支撐，就容易被“空殼”化。因此《條例》的實施很重要的環節是要落實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實施中。

　　徐道穩（深圳大學法學院教授） 

　　勞動權益的性別平等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現代社會性別平等的實現程度。為什么在勞動權益上性別差異不大？為什么在收入上性別差異較大呢？我嘗試提出可能的解釋。

　　第一是“過濾效應”。從勞動經濟學視角看，勞動力市場存在性別分割和性別排斥。就是說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或者某些優勢崗位要經過層層過濾，要突破重重性別分割和性別排斥的壁壘。女性在突破性別壁壘中付出了更多。

　　第二我們看到的平等是“形式平等”。比如法律上規定男女同工同酬，但是實際上女性的工作崗位普遍比男性差，無法做到同酬。所以形式平等的背后往往隱藏著實質上的不平等和間接歧視。

　　據我們調查，男性在高中、大專和本科學歷上均高于女性。從工作崗位看，男性在部門經理、生產線管理、技術工人等優勢崗位上，比例明顯高于女性，而在普工、服務員、辦公室文員等崗位上，女性比例明顯高于男性。這就能解釋性別實質不平等的原因，也解釋了男性收入為什么比女性高。

　　所以我的結論是，在勞動權益的性別差異上，有形式平等的一面，也有實質不平等的一面；直接的歧視不太多見，間接的歧視還是存在。間接歧視和實質不平等需要公共政策干預，深圳市頒布的《條例》就是消除間接歧視和實質不平等的治本之策。公共政策干預的領域重點應放在教育、培訓和就業等方面，干預的方式主要是社會性別主流化，比如條例中的性別統計、性別預算、性別評估等，這些都是社會性別主流化的表現。

　　范宏云（深圳市委黨校教授） 

　　性別平等光靠一部立法還遠遠不夠，還需要公共政策予以貫徹和落實，我認為公共政策在實現性別平等方面至少要做到以下三點：

　　一、公共政策要致力于改變性別不平等的社會文化和習俗。男女差別不僅有生理問題，還有社會習俗問題，傳統的社會文化、社會觀念固化了這種性別差異。所以，我認為公共政策首先要致力于先進的性別平等的文化的建設和創造，尤其是媒體要承擔這方面的責任。

　　二、公共政策本身要保持自身的可操作性和持續性。憲法規定男女平等，但在施行過程中，需要讓女同胞得到實惠的具體措施。現在很多涉及性別平等的法律和政策，都比較抽象，更重要的是沒有執行機構，而我們的條例設立了性別平等促進工作機構，是非常大的創新。

　　三、公共政策分配要實現公共服務在不同性別中的均等化。一要落實條例規定的各項特別措施，二是要落實相關法律責任。